晚年的张国焘认为毛泽东有着超凡的魅力和政治能力

1968年,三名美国官员及学者想研究中国大陆政策,对居住在香港的张国焘进行专访,请张国焘谈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看法。张国焘说了内心真实的想法,他说毛泽东之所以发动文化大革命,绝不仅仅是出于个人政治权利的考虑,而是出于哲学的思考。

张和毛早在五四时候就相识了,两人都是中共的创始人,后来担任苏区和红军的重要领导人。在长征中,红一、四方面军的四川会师,张与毛成为了政治对手。晚年的张国焘认为毛泽东有着超凡的魅力和政治能力,作为一个农民社会主义者,毛泽东有着一种对平等公正的强烈渴望,一旦他发现自己所建立的政权没有这些,甚至有走向反面的趋势时(就是所谓的“变修”),他就会采取措施来达到这一目的,这就是发动文革的重要原因。

张国焘还认为,自文革发动以来,毛泽东常受一些情绪的影响,采取了一些危险的戏剧性的运动。那些在文革中迅速上升的人物,特别是那些获得一些权利的革命小将或造反派,他们缺少实际能力,不能胜任工作,会成为沉重的负担。当这些激进的所谓革命者衰落之后,中国将回归平静,文革造成的混乱局面将得到调整,然后中国将进入实干家治国的时期。

张国焘的预言很正确,从1978年开始,中国进入了由实干家治国时期。由于文革的浪潮波及香港,作为中国共产党著名叛徒的张国焘很担心害怕,于是于1968年底全家移居加拿大。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都是在1976年去世的,张国焘在1976年的某一天突然中风,右半身瘫痪,生活不能自理,好像有某种玄机。1979年12月张国焘在加拿大去世,这时候邓小平正在北京信心百倍豪情万丈地准备发动对越自卫反击战。张国焘突然中风后生活陷入困境,求助台湾当权的蒋经国,蒋经国给他汇去一万美元支票。张国焘死后,蒋经国又汇过去3500美元用于处理张国焘的后事,这就是张国焘与毛泽东夺权的悲惨下场。

毛泽东同样从李德博古手中夺权,但毛泽东夺权的出发点不是为了个人谋权利,而是为了共产党的利益,为了国家的利益夺权。张国焘做人的境界和做人的原则与毛泽东完全无法相比。毛泽东看问题看得更深更远更全面。张国焘在草地会师之后,想耍手段加害毛泽东,但是阴谋不能得逞,毛泽东比他技高一筹。最后张国焘从一个曾经威风凛凛不可一世的红四方面军的最高首领落到在万人大会中被批斗的对象,他不堪忍受羞辱,于是叛党投敌。

张国焘想耍阴谋搞掉毛泽东未成功,但是他成功地搞掉了号称第二毛泽东的曾中生。曾中生也出生于湖南,是毛泽东的老乡。曾中生曾到苏联留学过,学成归来后,还在中央担任要职。曾中生的军事能力很强,他利用灵活多变的游击战术成功突破国民党第一次第二次围剿,不但击退了敌人,还壮大了红军队伍。就在曾中生全面掌管苏区工作的时候,张国焘来到了苏区。张国焘与曾中生的矛盾就像毛泽东和李德博古的矛盾一样。曾中生与张国焘发生冲突的结果是曾中生被搞下来了。曾中生被降职及冤枉的时候,仍然像毛泽东一样坚持自己的主张,在张国焘利利的时候,依然大胆指责张国焘的过错。同时也像毛泽东一样,喜欢把自己总结的经验记录下来,形成一套理论,传播给其他战士和将军参考借鉴。

1930年8月曾中生被派到鄂豫皖根据地,指挥当地的红军和进行武装革命,粉碎了敌军对鄂豫皖根据地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围剿”,巩固和扩大了鄂豫皖根据地。曾中生与旷继勋、徐向前等采取声东击西“飘忽”制敌的战术,领导和指挥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和地方武装取得一系列战斗胜利,粉碎了敌军第二次大规模“围剿”。

1931年4月张国焘来到鄂豫皖根据地,张国焘的作战方针与曾中生有严重冲突。张国焘喜欢打冒险战,曾中生像毛泽东一样注重保持实力,喜欢打游击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因为曾中生不同意张国焘冒险的打法,被张国焘以“肃反”为名无情打击。张国焘想办法一一除掉拥护曾中生的主要领导干部,然后再用同样的方法对付曾中生。

张国焘‘肃反’的对象,主要有三种人:一是从白军中过来的,不论是起义、投诚还是被俘的,不论有无反革命行动,要审查;二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不论表现如何,要审查;三是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凡是读过几天书的,也要审查。重则杀头,轻则清洗。为防止部队发生异动,张国焘等分局领导人还决定以营为单位拆散混编。分局组成巡视团,派到各师监督‘肃反’,弄得人人自危,熟人见了面都不敢说话,生怕说成是‘秘密组织’、‘反革命活动’。”

1931年10月上旬,张国焘在光山县泼皮河召开红四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以曾中生召开鸡鸣河会议和向中共中央直接报告为由,指责曾中生“动摇了党在红军中的威信”,“反抗中央分局”、“纵容反革命分子活动”等等。给曾中生罗列了四大错误:1,没有做好肃反工作,让反动派混到军队中来。2,没有坚决淘汰富农分子,让红军的成份得不到改善。3,不注意引进真正坚决勇敢的工农干部,重用知识份子。4,没有经常进行政治教育工作,红军政治意识差等等。曾中生面对这些莫须有的罪名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毫无所惧。他当着张国焘的面,仍大义懔然,慷慨陈辞,“真理是淹没不了的,是非总有一天要澄清。”

1933年6月,红四方面军在川陕地区站稳脚跟后,张国焘便又开杀机,撤销了曾中生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职务,并将其非法逮捕,严刑拷打,强令他写“自首书”,交代自己的“错误”。曾中生不服,遂被长期监禁。与此同时,张国焘还秘密杀害了邝继勋、余笃山等,软禁了中共中央代表廖承志等。

1935年6月,曾中生得知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地区会师的消息后,直接向张国焘提出释放的要求,并允许他向中央汇报、写信。这时,中共中央也了解到曾中生被非法监禁,指名要见曾中生。张国焘害怕其真相败露,遂扣压了曾中生给中共中央的信,并严加看守,拒绝他与中央领导人见面。

1935年8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在川西北卓克基以北的森林里,张国焘密令将曾中生用绳索活活勒死,杀人灭口。并造谣说曾中生通敌,掉进河里淹死了。在张国焘的严密封锁下,中共中央并不知道曾中生已被秘密杀害。中共中央得知曾中生已被张国焘残害后,即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为曾中生平反昭雪。

刘伯承曾说过:“中生同志很聪明、机警,说话也很尖锐,智力过人,写文章下笔如飞,又快又好”。

在井冈山根据地,毛泽东与博古李德的政见也是截然相反,但博古李德不像张国焘那样残暴卑鄙,如果博古的人格也像张国焘一样,毛泽东肯会也会像曾中生一样被残忍杀害。毛泽东之所以能战胜当年实力强大的张国焘,与毛泽东比张国焘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有关,还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有关。

毛泽东也会夺权,但是他把国家利益始终放在第一位。张国焘的夺权是把个人权利放在第一位,国家和党的利益放在第二位,所以最终被人民所抛弃,落到可悲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