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政治与宗教分离得越早,她的文明程度就越高

世界上除了儒家文化圈的人民没有宗教信仰之外,全部都有宗教信仰。古代的中华文明程度远远高于世界上别的地区,面对众多的文化学说,中国人自然会选择更实用的更贴近生活的儒家学说来作为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的依据,而不会选择神秘的玄乎的宗教作为人生的指导思想。

世界上的宗教绝大部分都来源于古老的犹太教,犹太教是由数量很少的生活过得非常悲惨的民族中诞生出来的,而中国的儒家思想是由数量很庞大的文明富裕的民族中诞生出来的,由此决定了中华文化是包容的开放的不断与时俱进的文明,而宗教文化是比较僵化死板的很难与时俱进的文明。

在中国还没有崛起之前,西方人对自己的基督教文明无比自信,认为他们的文化是最先进的最有影响力的,随着中国的世界影响力越来越大,部分西方人逐渐意识到他们的社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局限性。

西方发达国家的学者和政治家总是对中国作出错误的判断,比如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想尽办法绞尽脑汁试图围堵或分裂中国,不但还不到目的,还无形中帮助中国更快地崛起。美国人非常自信地以为,只要中国加入世界经济一体化,中国的政治制度一定会向美国靠拢,然后中国很快就会解体。中国加入世贸十年之后,美国人后悔得肠子都青了。如果时光可以倒流,西方发达国家绝对不会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如果美国人足够聪明,坚决拒绝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也一定会成功崛起,只不过需要的过程更长一些而已。
就像上世纪三十年代国共内战的时候,如果蒋介石足够聪明,把毛泽东带领的红军全部歼灭在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也一定会成功,只不过时间会更晚一些而已。如果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不向日本投放两颗原子弹,日本最终也会被中国人民彻底打败投降,只不过时间更晚罢了。再退一步,就算日本成功彻底占领全中国,日本人的下场只有两种,要么像元朝时期的蒙古统治者一样被中国人彻底赶回老家。要么像清朝时期的满族统治者一样,被中华文明彻底同化,成为一个版图无比庞大的全新的中国。因为中华文明太强大太强大了,就算国家暂时灭亡了,但中华文化的河流依然浩浩荡荡地流淌5000年,从来没有断流过,而且永远不会断流,除非地球毁灭。

政治与宗教分离得越早的国家或地区,文明的程度就越高。在远古时代,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都是信仰多神教的。在古犹太教诞生之前,中东和欧洲都是多神信仰的。在古代,科技很落后,但人们的直觉非常灵敏,古人认为有一种或多种神秘的强大的力量在统治着这个世界,于是把这种神秘的力量看作是神的力量,这就是宗教起源的原因。

在没有宗教信仰的中国,国家的最高权力在皇帝身上,皇帝只需顺应天意,就可以很好地统治国家。但是在宗教国家,国家的最高权利可不只是在皇帝身上,而是在教皇与国王的身上。教皇与国王的关系:教皇通过宗教理念控制人们的思想世界,国王通过政治活动控制国家的实际权利。二者合作可以发挥出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但是,从另一方面讲,他们也是彼此的障碍。

教皇就是宗教的皇帝,是通过投票选出来的,除非自动退位,否则终身任期,谁也没有权利罢免。在公元前一世纪刚成立的罗马帝国,基督教还没有诞生,国家信仰的是胜利女神,国王既是治理国家的最高领袖,也是宗教的最高领袖,国王的权利来自于神的赐予,即君权神授。后来,基督教逐渐兴起,罗马帝国逐渐废止对胜利女神的祭祀,转而独尊耶稣。教皇作为基督教的最高领袖,宣称自己是耶稣在人间的使者,逐步在民众间树立了强大的威信。

一个国家有两个最高权利机构,这两个最高权利机构如果是由同一个人担任,管理国家很容易,如果是由不同的人担任,很容易造成政治灾难。为什么中国的国家总书记和军委主席要由同一样人担任?就是害怕出现政治灾难的原因。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国王与教皇的关系不同。

在教皇的地位很安全稳固的情况下,教皇只负责管理民众的意识形态,不干涉国家的治理。国王心甘情愿地位于教皇之下,国王需要借助教皇的威信来治理国家,当国王的身上笼罩着神的光环的时候,更容易让老百姓臣服于国王的统治。

当教皇的地位受到威胁的时候,就容易造成政治灾难。西罗马帝国在公元五世纪的时候解体,罗马教皇的安全受到严重挑战,教皇不得不寻找有实力的国王合作,比如当时欧洲的法兰克王国。法兰克的一位名叫丕平的宫廷总管是一位野心家,他明白只要得到教皇的认可,就可以推翻当时的国王,然后建立一个新王国。丕平与罗马教皇一拍即合,很快,丕平在教皇的支持下,成功篡夺王位,建立加洛林王朝。丕平不断攻打邻国,得到很多领土,为了感谢教皇,送给教皇很多领土,史称“丕平献土”。获得大片领土之后,教皇逐渐成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称为教皇国。

教皇是全世界信奉基督教的精神领袖,又是自己领土上的国家的实际元首,又有加洛林王朝的鼎力相助,于是开始参与到各种政治活动中,干预的范围越来越大,西欧中世纪的黑暗就是这么产生的。

 

中世纪的西欧由于没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整个西欧由很多国家组成,不同的国家之间频繁爆发战争。另外,处于鼎盛时期的教皇国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加紧了对老百姓思想的禁锢,不允许老百姓接触文艺和科技,不允许老百姓读书学习,害怕老百姓变聪明之后就不好管理了。当时欧洲从皇族到农奴都是文盲,留下的文化记录很少,官方不记录历史,导致后人对当时的国际大事都搞不明白。而在黑暗中世纪之前和之后,欧洲的一些文人留下了大量记录个人生活的作品,如诗歌、日记、散文、书信,这些东西体现了一个时代文化的发达程度,也可以让后人了解当时人类的生存状态。

中世纪的欧洲人除了讲经的牧师之外,几乎都是文盲,自然读不懂圣经,更读不懂那时候的文学。因为都是用拉丁文写成的,大多是脱离现实生活的神学。牧师把圣经讲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就像中国进入宋朝之后,统治阶级用扭曲的儒家学说禁锢老百姓的思想一样,中世纪的欧洲用扭曲的神学思想来禁锢人们的思想,禁锢的程度远远比中国的封建思想严重。

压迫得越恐怖,反弹就越厉害,这是近代西欧过度自由主义,过度崇尚个人权利的原因。过度思想解放也促使了欧洲比曾经更加文明先进的中国率先进入工业时代。于是近代中国暂时落后了,但有着5000年文明积淀的中国人用短短几十年时间就迅速弯道超车赶上并超越西方最发达的国家。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朱镕基与龙永图功不可没。龙永图是六十年代的大学生,英语专业,1973年作为新中国第一批赴西方留学的的留学生,在伦敦留学,1978年到联合国总部工作,1992年开始参与“入世”谈判。
两个企业之间的谈判很容易,而入世谈判中国得跟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进行谈判,其实最艰难的是跟美国的谈判。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很难再有进展,谈判变成了心理战,双方都有作秀离场的现象。

1999年11月15日,与美国谈判取得了一个重大突破,头一天(11月14日),在谈判的过程中,美国谈判代表突然离开谈判桌,说再谈下去不会有什么结果了,他们要飞回美国,而且飞机票都已经订好了。中国代表不知道美国到底是作秀还是死心了,不便示弱挽留。当时代表团做出的决定是,既然美国人走了,就让他们走吧,不要给他们打电话,也不要送他们。但这时朱镕基总理打电话来了,要求中方代表团必须立即找到美国代表团,朱镕基说这是一场举世瞩目的谈判,就算谈判失败了,也要好聚好散,给媒体、给民众、给世界一个交待。

龙永图遵照总理的指示,立即找到美方代表团,美方代表建议第二天早上凌晨四点钟开始再做一次小范围的谈判。龙永图捕捉到一个重要细节,美方代表如果没有足够的诚意,没必要这么早就谈判,完全可以等到天亮之后即七八点钟才开始谈判,这样也不会延误他们登机回美国,说明美方还想做进一步的努力。到了第二天凌晨四点的时候,双方见面时,美方也不讲更多的话,他们把准备好的一个准备签字的文本拿出来,说该谈的都已经谈了,就校对文本吧。

龙永图在文本校对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感觉这是一个重大信号,表明美国可能准备签字,龙永图必须把这个重要消息向中央报告,时间很紧急,还没到早上正常上班的时候,龙永图就给朱镕基的秘书打电话,打了两次电话,朱镕基都还在休息,还没有上班,没接到龙永图的电话。正在非常着急的时候,朱镕基的电话打到龙永图那里,龙永图把情况报告给朱镕基,朱镕基指示一定要稳住美方代表,别让美国人跑了。

最后朱镕基亲自到谈判现场作最后决断,虽然文本校对完了,但还有几个问题还有分歧,需要作最后的妥协。龙永图把最后几个问题写在一张条子上递给朱镕基,美方代表连续抛出三个问题,朱总理都说“我同意”。到了第四个问题的时候,朱镕基就对美方说:我们已经让了三步了,这个问题轮到你们让步了,如果你们能让步,这个协议我们就签字。美方沉默了几分钟之后,同意让步,这第四个问题就是汽车贸易方面的问题,就是加入世贸后中国在汽车方面不完全开放。当天下午四点钟,时任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与巴尔舍夫斯基在北京签署了两国关于中国加入WTO的双边市场准入协议。

如果龙永图没有及时抓住这个重大信息,美方代表团就飞回美国了,中国加入世贸可能得再晚几年或更长时间。如果朱镕基不当机立断要求龙永图想办法稳住美方代表,并在重大问题上妥协让步,中国加入世贸可能得再晚几年或更长时间。1999年11月15日,中美签署“入世”双边协议。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从中国加入世贸之后发现一个真理,哪一个产业越开放,哪个产业发展得越快。家电产业是中国入世之后最先开放的,如今的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等家电产品中国已经没有对手了,中国的产品已经是世界上最好的了,全世界人民都在用中国制造的家电。如果当年中国把汽车产业也开放,说不定如今中国的汽车也是世界上最好的了。